“如果有妈，我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

　　但这不是刘燕舞所期待的“个体化”，只讲权利而忽略责任。

　　他曾在村庄调查时，遇到过一位妈妈走掉了的单亲女孩，就那么怯生生地站在爷爷奶奶身边。刘燕舞能明显感觉到她和那些同样是爷爷奶奶带着的留守儿童不一样，“这些孩子会无数次面临来自各方的‘你妈妈跑了’这样或明或暗的提醒，而留守孩子所面临的也许只是‘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这样的‘提醒’对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可以去想象。”

　　所以有时看到这样的家庭或孩子，刘燕舞是“真的不忍多问”，或者也不敢多问，“目前真的没有好的办法，问多了就会感觉跟他们一样绝望”。曾经有位村里的婆婆误以为他是上级派下去了解民情的，就找到他，“问我能否帮孩子把妈妈找回来，我只能很残忍地告诉她，我没有这个能力”。

　　大概同样因为无能为力，张圆在5岁时就在心里决定不再想妈妈，她感觉自己因为没有妈妈“受了很多屈”。有另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小女孩问她，“如果你在快手上找到自己的妈妈，你会不会联系她？”

　　张圆想了好一会儿说，“不会。”

　　但张圆总还会梦到一个女人，“她总戴着面具，看不清，但我认为那就是我妈妈。”

　　年龄越大，他们或许可以越好地深埋那些关于“妈妈”的秘密，更能控制自己不去触摸那些或深或浅的伤疤。在甘肃省古浪县第四中学，一所乡镇寄宿制中学，多数单亲学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的家庭情况。但一提妈妈，他们有的还是瞬间红了眼眶，有的变得沉默，有的还在把妈妈曾说的梦想当作自己如今努力的方向。

　　面对这些孩子，自己能做些什么？是北城小学教师王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除了正常上课，王耀只要课间不忙就陪着班里的同学玩游戏，与孩子聊天谈心，有时中午做饭会叫学生一起来吃，偶尔还会给他们买些作业本等小物件，但不会表现得刻意关注单亲孩子。

　　慢慢地，王耀发现，这些看似内敛、孤僻的单亲家庭孩子，内心很渴望别人的关注和关怀，“它们就像扇虚掩的门，渴望更多光照进来，如果你愿意去试一下，就能打开”。记者注意到，王耀班上，有些孩子下学后仍喜欢赖在学校，老师一遍又一遍催他们回家还是不走，“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人陪他们”。

　　甘肃古浪县第四中学则要求全部学生寄宿在学校，统一的住宿条件、餐食，老师也和自己班的学生们住在同一楼层，吃在同一个餐厅，学校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营造一种“家”的氛围。

　　该校副校长薛天魁告诉记者，作为经济欠发达的生态移民区学校，很多学生的家长不在他们身边。学校想多为家长承担些责任，以学校的临时性家弥补了真实家庭的缺失，让学校里丰富的生活感染学生，使家长安心打工，学生安心学习，所以“不管是留守，还是单亲的孩子在这里都是平等的”。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红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学校进行寄宿制管理，学生大量时间在学校生活，学校在课外通过大量的文娱活动、师生深度交流，可以淡化家庭缺位和母亲缺失带来的影响。

　　不过薛天魁也坦言，寄宿制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年级的所有学生，“什么时候适合寄宿，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在幼儿阶段，孩子最重要的人是爸爸妈妈，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是老师，高年级以后便是自己的同伴。”邓红觉得，如果家庭和学校能将这些因素进行良好的链接，这些单亲孩子不会和其他孩子有显著性差别，“最怕的是家长放弃了，学校不要了，孩子过早跑出去，跟着坏人学坏了。”

　　如今，在这些单亲家庭的农村孩子中，有的正梦想着考大学，有的正为顺利升入高中奋战，有的已经成为一名教师，有的成了大货车司机……也许曾被抛弃，不过他们没放弃自己。

　　这个春节过后，孙小隆的妈妈说会过来看他，他既期待又有些紧张。他说，“如果有妈，我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

　　“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孙小隆、陈筝、王耀、张欢、张圆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庆玲 见习记者 王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