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厨具零散地放置在地上的各个角落，厨房水池里结出了黄褐的油垢。几百个瓶盖垒在卧室一角，那是老三最爱的玩具。卧室的另一头是3块床板，枕头、被子和墙壁上都泛着黑色的污渍。

　　飘荡在这间几十平方米小屋的，是“嗯”“啊”“哇”的交替高喊，和锅碗瓢盆被踹得噼里啪啦的声响。刘洪起习惯坐在凳子上，盯着三个孩子，不时起身给三胞胎擦屁股、擤鼻涕或是拉开正在打架的3人。

　　这个中年男人坦承，自己“恨过孩子他妈”，而且是“发了狠地怨恨”。

　　孩子3岁时，夫妻俩发现了不对劲，三胞胎不会讲话，顶多蹦出一个字，走路也是歪歪扭扭的。他们抱着孩子四处求医，什么偏方都信，吃了“不知道有多少”的药，却始终不见病情转好。

　　后来，有医生告诉夫妻俩，三胞胎可能患了孤独症。这个家庭行进的方向硬生生转了个弯。妻子被迫辞职回家照看孩子，塘沽区小有名气的修理工“小刘师傅”不再约人喝酒吹牛，也不再去洋货市场溜达“淘宝”，只加班加点地干活。

　　确诊那天，他最后一次主动买了啤酒，3元钱的啤酒他一饮而尽，“从今天起再不能乱花一分钱了。”

　　家也变了。有一次下班回家，留给他的是被开水烫伤的儿子，和神情呆滞的妻子。

　　孩子长到五六岁时，依旧没什么起色。“受不了了”的妻子决定把孩子送回河北的农村老家，那里有“专门的地方照顾孩子”，一旦送走，夫妻俩还能像过去那样，在天津安心打工挣钱。

　　刘洪起没能拗过态度坚定的妻子。一次，他叫上妹妹刘洪萍一道去河北探望孩子，发现孩子在吃塑料皮都没有剥开的火腿肠。宿舍里，枕头上有一滩血迹，孩子天天流鼻血。刘洪萍说：“哪能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自生自灭啊。”

　　夫妻俩离婚了。

　　刘洪起接走了三胞胎。后来，他辗转得知，天津“童之舟”儿童教育中心有专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课程。这个父亲没问学费，就辞掉工作带着三胞胎把家搬到了市里的河西区。

三胞胎在农村的家

　　他已经来得太迟了，医学界普遍认为，孤独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时期是2至6岁。可身边没有人懂得这些“常识”，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比赛，他输在了起跑线。

　　机构创始人黄冬莹旁观过成百上千个因为孤独症被拖垮的家庭。自1943年美国男孩唐纳德被确诊为孤独症以来，医学界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能厘清其发病原因，也找不到任何一种有效治疗的药物。这个病可以轻易拖垮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孤独症家庭。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报告，孤独症的患病率为0.62%。黄冬莹的儿子就是这0.62%。

　　那时她已开办康复训练机构好几年，却从未见过一个家庭塞下了3个孤独症患者，她为这个家庭减免30%的学费。

　　父子4人最终坚持了10个月。只出不进的积蓄被彻底耗尽，刘洪起带着孩子沉默地离开。原本，接受专业康复训练的三胞胎已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好转的迹象，可他没有钱再继续了。有人建议这个中学学历的父亲，回到户口所在地申请低保，起码别把孩子饿死。

　　回到农村老家后，刘洪起发现，自己好像没那么恨妻子了。

　　孩子的力气越来越大，很多时候连他也治不住。只要稍稍离开，三个孩子都可能扭打在一起。同样的话他每天说上百遍，孩子没有反应。十几岁的孩子吃饭还会被脆骨噎住，差点呛死。

　　有一次，他发现存折不翼而飞，看着不远处的老二，刘洪起以为是儿子弄丢了存折。他抱住老二，用手狠狠抽打儿子的屁股。老大老三瞧见了也冲过来，父子四人打成一团。打着打着，老二哭了，老三哭了，刘洪起停手，抱着儿子嚎啕大哭。

　　“她能坚持活下去就不错了。”刘洪起自嘲地笑了笑，说自己终于理解了妻子，理解了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家庭破裂却无能为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