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19日（农历乙亥三月十七日），广东汕头，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就是这本《记忆》的主人公。

    然而，这个出生地和出生日是否正确无误，也只是记忆罢了。因为很小被卖，经过二道人贩子，才转到最后的买主——我的养父养母刘振兴和夏炎女。我的出生地和生身父母，人贩子和养父养母都没有告诉我。生父有没有在卖身契上写清楚？不得而知。养父养母知不知道，也不懂。可能知道，但怕我逃跑回去，不告诉我也有可能，待我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怕仍下他们不管，跑回出生地，所以始终没告诉我，也有可能他们确实不知道。养父养母都是文盲，搬家清理家杂时，我很注意寻找是否有卖身文书，但很失望，没找着。如今的出生日期是人贩子一一传下，还是养父母算命的结果，也不得而知。出生地，是待我长大后，根据记忆及找人询问，并曾于1981年亲自到潮洲、汕头调查，得到的认定。如今也不管正确与否，如此而已。

    1935年，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要剿灭共产党，内忧外患，兵燹四起，民不聊生，真是生不逢时，一落地便恶梦缠生。

    我家原来在汕头市内开了小中药铺。在朦胧的记忆之中，我懂事没多久，可能中药铺倒闭了，同父亲到乡村当别人中药店的伙计，我也跟着去。凭地理环境的记忆，可能是潮洲的某一农村。五、六岁时，随父亲回到汕头。一家人住一条小弄的平房里。小弄口上，是一块很大的坪，有三棵很大的桂圆树，大坪就在大街旁。当时家里有父亲、母亲，二位姐姐和我，共五人。也不知父亲靠什么去挣钱养活一家五口，母亲生病了，大姐姐跟一个当兵的走了。

    一个黑暗的夜晚，听到隐隐约约的枪炮声，第二天起床出门，看到满街的日本侵略军。汕头沦陷了。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全家靠米糠和地瓜叶维持生命。一次，二姐不知为什么惹母亲生气，“饭”也不给吃。二姐饿得难受，上街去乞讨。讨得一点大米，装在一个破碗里，捧在手上，因为饥饿体弱，一路跌跌撞撞，摔倒在地，又逢刚下过雨，讨得的大米连碗一起丢在水窟里，弄了半天，才把大米和垃圾一起捞起来，回到家中，没顾上把大米中的杂物全部清除，便下锅熬粥。待粥熬好后，二姐先装了一碗颤抖着双手送给母亲，自己只剩下一点点。看到此情此景，我哭了，姐姐以为我要吃，就把那一点的稀粥端给我，我说：“我不饿，你一天没吃东西，你吃。”她酸着鼻子一口喝掉那一点。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永不消失的烙印，如今记忆犹新。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老师布置了“记一件记忆最深的事”为题的作文，我在一节课中，写了九页作文纸，把这一段故事记下来，而老师只给了60分，还批道：“是否从哪里抄来的？”我看到批语后，生气好几天。
日本侵占后，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饭都没有吃，哪来的钱给母亲看病！不久，她就离开了我们。二姐姐也不见了。当时也不知她是跟人逃生去了，还是死了，还是被卖了。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天天吃米糠和地瓜叶，有时，慈善机构也设点赈粥。我去讨过几次，每次给一碗。

    父亲有三兄弟。大的，也就是我的伯父，有一大家子人，但日军侵占后，不多久，便一个个饿死了。小叔老大也没成亲，独自一人，也饿死了。三家人，就剩下我们父子，实在难以度日。记得有一天因为饿，我一直哭，父亲为保全我这条根，下决心把我卖掉。父亲对我说，有人带我去有饭吃的地方，以后可以写信回来，也可以回来。我实在是饥饿难忍，也不知道是让我去什么地方，有多远，便点头答应了。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女人，叫我日后要写信回来，便匆匆去了。当天晚上，那位女人（人贩子）让我吃了一顿大米干饭。第二天领我走。当时幼小，也确实不知是怎么回事，只知有饭吃就好了。但是渐渐地感觉离家越来越远，走到一个郊区的山岗上，（可能当时当局也不准贩卖人口，或者要过税，因此不能在当地上船，而是要越小路，到别的小码头上船），回头看看远离的家乡，好象觉悟到什么，哭了，哭得很伤心，一路上一直想如何能逃跑回去。但一个小孩如何能逃脱大人的管制？！她把我带到一个小码头，上了汽船，逆水而上。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下船，住在一个不小的集镇上，可能是大埔老县城茶阳。关在楼上，不能下楼，饭也得在楼上吃，怕我逃跑。有一次在楼上发现一缸腌的碱橄榄，肚子饿了，偷了几个吃，后被发现，挨了一顿打。在这里过了一、二个月，女贩子又把我转卖给一个男的，从此，又跟着男的人贩子走，没有船坐，只得走路。同路的除了人贩外，还有几个比我大的孩子，可能也是被贩卖的。我们走了好些天，才到了宁化，住在城外道士街（后来认出的地点）一个客店，关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过了几日，我被一个小脚妇女买走了。这是我的养母夏炎女。另外还有一个男人，是邻居。被带着徒步走到淮土乡的淮阳村。这便是我的新家。养母曾生过一个孩子，死了，没再生。我到这个家时，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孩，后来却成了我的妻子。

    后来知道，淮阳村有不少从广东来的男男女女，都是抗战期间逃难被卖来的。我的邻居罗××是广东大埔人，另一个不知何地，长大后当兵去了。还有几个妇女，其中一个住在半街，石灰弄对面的一个店铺，已结婚，我上小学读书都要经过他家门口，没几年，她死了，死后有邻居偷偷告诉我，她说我是她弟弟，我天天在她家门口经过时，她总是站在门口看我，但又不敢认，不敢讲，怕挨打、被关，所以一直忍着，直到死去，还不敢相认。我听后很吃惊，天下竟有如此巧事，老天要把我们姐弟弄在一个村，又要残酷的拆散，让她早离人世，真是太残忍了，太捉弄人了。我冷静地想，一直想到如今，认为是有可能的巧合。因她比我大，同时又比我早离开广东老家。大人比小孩记忆较好，大认小一般比较容易，而小孩特别在几岁时，大人离开几年，可能都全忘掉，所以尽管我天天经过她家门口，也知道她是广东人，但从来未注意她。而且她家做米粉果卖，我可能都去买过，但丝毫没有注意她的举动。听说她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死后焚化了，也没有什么坟墓，所以我长大后，也没有办法找到她坟墓去辨认，去烧一柱香，此事也感到十分遗憾和内疚。
随着年岁的增大，思乡思亲之心也随着增长，20世纪70年代后期，向一位县委领导表露了思念故土、生父的心迹。1981年县委安排了几个人去深圳参观考察，其中一位是温道镜同志，他原是潮州人，也是被卖到宁化的，县委领导很有心，让我一同去。到大埔、梅县、广州，再到深圳，回来时，到潮州。潮州的地理环境、街巷小吃，有的还在记忆之中。温道镜同志还陪我到汕头去调查，但是无论是潮州还是汕头，都已面貌全新，那里还找得到幼小记忆中的地方？但此去还是有收获的，一是基本确认了出生地是在汕头，二是总算回到了故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宽慰的心情，还在有“汕头”二字的码头边留影，证明我回来过。我心底里感谢那位有心的县领导，让我有此机会。

    几十年，生父的下落沓无音信，不是不想找，而是无从找起，一是具体的地址不清，二是生父的姓名不知，三是不抱很大希望，认为离开时，他独自一人，不知漂流哪里，难以寻觅。所以也没花太多力气去找。90年代，一位来自天津的气功师，他是宇宙功的创始人之一，有一些特异功能，能治病，能观测过去及很远的事物。他到沙县讲课，道崎在沙县任县长，接待了他，并谈及我的出生，他测出我是广东沿海出生，弄清我生父还活着，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上，曾找我两次，一次是回广东寻找，一次是书信，他所言是真是假，无法证明，但他过去并不认识我，能说出是广东沿海出生，总算猜到一些真实。所以权作记忆记录下来。

    淮土这个家，是个典型的农户，姓刘，原来父亲也三兄弟，父亲最长，小弟早年去世，二弟尚未结婚也去世了，那时我已来到这个家。听父亲说曾祖父刘万水很穷，年轻时就失去父母，孤身一人，当长工为生。有一段时间是为其叔叔当长工，这位叔叔很多田地，兼经商，开杂货店。曾祖父在他家当长工有些年，很勤劳，也很有志气，但其叔叔（东家）和其孩子们对他很刻薄，平时当长工的吃饭不能和东家同时，总是要等东家吃完，才用剩菜残羹，东家的儿女很坏，每当吃有剩菜，总是吐口水到菜盘里，让长工吃，曾祖父为了填饱肚子，也顾不了许多，忍气吞声，照吃不误。每到大年三十，上午，曾祖父总是帮东家搞好卫生，水缸挑满水，想讨好东家留宿过年，但是尽管做得再好，到了傍晚，东家仍然下“逐客令”：“你可以走了，自己去过年吧。”曾祖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大年三十除夕，东家不留宿，只好蹒跚地离开，找一所破庙栖身过年。东家是耕田兼经商，每逢江西省石城县横江圩，曾祖父便要去进货。东家给的盘缠有定数，曾祖父把给的生活费留下，路上肚子饿了，去田里挖掘人家地瓜充饥，晚上不住客店，去堵坊看赌博，待天一亮就起程返家。每到家里就狼吞虎咽吃饭，邻居看不过去，便对东家说，你那侄子可能盘缠不够，你看他，肯定路上饿了。东家在邻居叔伯的劝说下，给加几个铜钱。日积月累，稍有积蓄，没处放，便把积攒的钱拿出来寄东家放。说：“叔叔，我有点钱，想寄你放，以后好讨老婆。”东家顿时警觉，怀疑是偷的，问：“你哪里来的这么些钱，肯定是我家偷的。”曾祖父立即跪下，求告：“叔叔，我没偷你的钱，是你给我的盘缠，你每圩给我的钱，我舍不得用，都积起来，这么些年，多少圩，每圩给我多少钱，你可以算一下，有没有多。”东家算算，每年多少圩，每圩多少钱，一共做了多少年，结果分文不差，最后感动地说：“你有出息，叔叔替你保管。”曾祖父在这位叔叔家当你几年长工后，有些积蓄，年纪也大了，准备娶妻，一天跟叔叔说：“我年纪也大了，想找个老婆成家，请叔叔把我寄的钱给我。”叔叔把脸沉下说：“你哪里来的那么些钱？分明是我家偷的，我没罚你还好，还来要钱！”曾祖父一听吓了一大跳，立即跪到叔叔脚下，哀求道：“叔叔！我实在没有偷你的钱，全部都是你给我的工钱和盘缠，你可以算一算，我在你家多少年，每年给我多少工钱，多少挑发货的盘缠，如果有多一文钱，你可以不给我，可以处罚我，求求你了，叔叔！还我吧！”叔叔本也知道这个侄儿很忠厚老实，不会偷钱，只不过有怀疑，也想赖帐，被侄儿一说心有些软，加上叔伯、邻居在旁劝说，也不好意思不给，只好认了，便说：“看你满可怜的，这样吧，等你找到老婆，要订亲了，我就给你。”曾祖父总算松了一口气。一天，一位媒婆带他去相亲，到了女方家，看过女孩，也觉满意。主人招待坐下，问曾祖父：“你家有多少田？多少房子？”曾祖父实话实说：“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但有我，我会劳动。”媒婆见他这样一说，可能把亲事吹了，连忙插嘴：“哟！他骗你的，他家有几十担谷田，有一栋大屋，人非常忠厚老实，十分勤劳，你女儿嫁给他肯定享福，你们老人家尽可放十万个心。”主人想，这个年轻人看上去确实忠厚老实，如果他真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怎么敢说出来？难道不怕嫌弃，婚姻吹了？看来可能家境不错，故意说得很穷，试探一下我们，心里反而感到这个男孩可信，一定不错，于是允诺了这门亲事。筹措了一段时间，亲朋叔伯帮助把婚事办了。客家人新娘进门都在下半夜快天亮的时候。新娘进得家门，因为忙了一整夜，着实累了，也没顾得上看看房屋，便进了洞房休息了。天一亮起床做早饭，看来看去只有一间房子，找不到厨房，只好叫醒丈夫，问厨房在哪里，丈夫起床，向门后指了一下，告诉她就在那里。新娘看去，只见三块砖头，上面放着口小锅头，顿时明白了全部，相亲时，丈夫说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看来是实情，相亲时，自己在门后听了，心里像十五个水桶吊水，七上八下，没底，考虑到要是丈夫说的实情，那该如何是好？想在出嫁时，从父亲那里多拿些东西，可是父亲也是个穷作田人，没更多东西拿，临上轿才把父亲的两把酒壶带上。想到这里，看看眼前光景，眼泪连串滚下，呆在那里。丈夫起床安慰说：“你不要伤心，我很穷，在相亲时就说好了，我没隐瞒，没说假话。今后，只要我们俩能好好做事情，日子总是能过得下去的，你放心，我一定发奋，不会叫你吃苦。”新娘也是通情达理、勤劳朴实的农家女，看看丈夫那憨厚的样子，心里也得到一定安慰，忍住眼泪，将就用三口砖头的小灶做饭吃。婚后，小两口着实拼命干，全凭两双勤劳的手，卖豆腐发家致富，不仅有了自己的房子，最后还陆续买了二百多担谷田（当地习惯叫法，一般以4担谷田折合一亩）。并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叫世文，也就是我的祖父。长大后习武，还曾经到汀州府考武秀才。力气很大，七十多岁还能将五、六十斤的东西，不贴身体，悬手端上楼去。他爱好赌博，父亲又十分迁就他，赌博输了，当父亲的也不发火骂他，管教他，于是更加无拘无束，愈赌愈凶，把父母亲辛辛苦苦劳动所购置的田地和房产都快变卖光，同族叔伯看到这种情景，为使这个家不致彻底破产，劝曾祖父把剩下的三十担谷田交亲族代管，日后如果要卖这些田地，必须经宗族批准。于是才保下了三十担谷田，留给了我的父亲。祖父八十多岁去世，葬在水东。祖母是一位非常慈善的人，长年吃斋念经，死后在竹隐寺火化。

    养父，刘振兴，是一位老实农民。小时也读过书，但到头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一次我在新簸箕上写了一个“兴”字，他却说我写的不好，要打我，邻居劝说，告诉他我写的是美术字，父亲才放手。他耕了一辈子田，但一不会犁田，二不会插秧，别的农活做得非常细心，田埂一年到头光溜溜，早上有露水，也可以穿着布鞋走，不会湿掉。如此细心不一定是耕作的需要，只因为田都在大路下，过路人很多，他把畦做得很细很直，田埂锄得干干净净，多半是做给人看而已。他很爱护农作物，我还在读书时，回家也帮助做些农活，有时锄草，不小心把豆苗锄掉，如果被他看到，他二话不说，锄头棍便从后面打过来，你只好忍气吞声，埋头干活。热天，他总是光着身子劳动，背部的皮肤晒得像青蛙的皮一样，每当下雨，他用斗笠盖衣服，怕衣服被雨淋湿而自己却光着身子被雨淋。稻子长到齐腿高的时候，如果浇农家肥（人粪尿），为了不让裤子搞脏掉，干脆把裤子脱掉，光着屁股耕田锄草。他好喝酒，每当圩天，半上午他就从地里带些葱蒜、丝瓜等菜蔬回家，再买些猪肉进酒店喝酒，小地方的酒店有限，来往人都很熟悉，开始一人独酌，然后来者相熟，也招呼一起喝，你去他来，一进酒店，可以一直喝到傍晚才醉薰薰、跌跌撞撞回家，找老婆吵架，有时还摔碗砸锅，鸡犬不宁。当时家境并不好，酒钱基本赊帐，一年到头积欠在那里，家里好容易养大一头肥猪，宰杀之后，卖猪钱被酒店老板一讨而空。母亲只好无可奈何地痛哭一场，过年的花费又得另想办法。父亲只管耕田、砍柴火，不管家务。母亲是小脚女人，不会上山下田，只能在家做家务活，掌握经济大权，实际上所谓经济大权，也只是负责保管，没有钱了，负责张罗而已，丈夫的开支，她是无权掌握的，好在丈夫不会赌博，只是多喝点酒而已，也不算什么乱花，生活还是很节俭的。

    (本文是刘善群《记忆》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