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去年年初，张顺安到豆叩镇的司法所“寻求法律援助起诉子女”，要求他们履行赡养义务。镇政府门口有4级台阶，并不高，张顺安想走上去，却又摔在了台阶前。楼里的工作人员赶忙扶着他进去坐下，他歇了很久才缓过来。

　　当时在司法所工作的戴晓玲看到了这一幕，张顺安的案子也是由她负责的。此后的几个月里，她不断拨通老人5个子女的电话，想把他们都叫到一处，商议老人的赡养事宜。电话打了很多次，事儿却始终没能张罗成。

　　“离得近的就说，等他们回来我就来，离得远的就说自己离得太远，不方便赶过来。”戴晓玲回忆。直到她听说老人的死讯，关于赡养的商谈都没能组织起来。

　　戴晓玲在司法所工作的年头并不长，但她已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件。一个老太太得了癌症，躺在医院里，子女们却不肯来付医药费，也不来照顾。她同样挨个打电话给她的子女们进行调解，解释法律的规定，劝他们到一起谈谈。

　　那次案例的结果算不错，老太太的儿女们最终凑到了一起，达成了赡养协议。如今，那位老太太也已经因病过世了，总算是有人给送终。

　　类似的案例戴晓玲能数出一大把，大同小异，都是有一个或病或老的老人留在村子里，无人照管。而儿女或是因为离家打工，或是为着赡养责任彼此扯皮，导致了老人无人照管。大多数案例也都在调解之后波澜不惊地解决了，儿女们晓得了不赡养老人的利害和后果。

　　而张顺安的案子，让戴晓玲有些唏嘘，老人的离世“非常突然”。她推测，他的子女们或许也觉得突然，“也没想到（张顺安）会这么就去世了”。这使得调解无法再继续进行，5姐弟最终被送到了法庭上。

　　对于这场官司，老伴赵秀抱怨，老头子“死了都不让子女安生”。

　　张顺安脾气差，和村里人、和子女关系都处得不好。就连在庭审当中，证人也提到了这件事，“确实也是整个村都晓得”。

　　他住在卫生院里，就骂护士给他打针打疼了。同屋的病友帮他打饭不合他口味，他也要骂。村里曾经集资修路，他到村委会拍着桌子骂，不肯出钱。

　　他年轻时因带人闹事，劳改了8年。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才3个月，等他回到家，孩子们都已经大了，与他也生疏了。他的脾气越发不好，时常发火，甚至曾把儿子的头打破过。他把自家的地都租给别人种了，日子将就着过。

　　就连警察在走访时都听说，早年间他的大女儿找了个上门女婿。只是后来，老头子把女儿女婿都给骂走了，说他们吃了他的用了他的。最终，他所有的子女都离开了他的身边，连老伴儿也搬走了。

　　赵秀离开老屋是在2010年。那时，女儿张群听说母亲又被父亲打了，眼睛都肿起来看不到路了，在外面“摸着走呢”。于是她下定决心，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住下了，一住就是七八年。

　　张群家的砖房同样依山盖着，房檐下晒着一排排玉米，母亲赵秀如今也78岁了，秋收时会坐在房前，眯着眼睛剥玉米。张群在附近村镇打工的时候，老太太就帮着照看家里喂的猪。

　　赵秀搬来后，张顺安也隔三差五来这边住过几次，每一次都不欢而散。尽管父亲已然是年近80的老人，但在张群眼中，他骂起人来依然中气十足，打起人来依旧很疼。

　　“这么粗的棍子，”她伸着手在自己腿上比划，“就这么打过来。”

　　年迈的父亲，和张群童年记忆里年轻力壮的父亲仍然是重叠的，也依然令她感到恐惧。他来住的时候，她做了饭给他吃，“送干饭过去，他要吃稀饭，送稀饭又要吃干饭，然后就开骂”。回忆起这些事，张群嘴唇都在发抖，眼眶不时就红了。

　　父亲曾同别人说她拿水泼灭了他烤着的火，这件事后来在庭审中被提起，张群立即否认：“没有的事！”

　　她在家里屋子后面，倚着墙又盖起来一间小屋，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她原本打算过一阵子，等父亲脾气好些，就把他接来住，没想到彼此之间关系还没来得及缓和，老人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