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愁人知夜长

　　——从“没收过一针一线”到“犹抱琵琶半遮面”般收礼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

　　“当看到大门紧闭的那一刻，我才切实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是真的断送了。”侯新华承认，他过去很少自我反省，接受组织审查后的100多天，成了他自省与反思最多的时候，“生命中五十多年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不断地回放。”

　　侯新华出生在怒江大峡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那里是傈僳族聚居区。村落坐落于陡峰半山腰上，“山高坡陡水流急”的环境让他至今都很害怕，“总觉得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江中喂鱼”。所以，侯新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长大后当一名司机。“毕竟司机不用那么辛苦地走路，只要开着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

　　尽管环境艰苦，但侯新华的童年依然是幸运的。当时，有很多响应国家号召的有志青年在他们那里成为支边教师，他们奉献出青春热血和知识才华，让像侯新华一样的少数民族同胞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

　　1980年，侯新华顺利考上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大学生。1985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云南省民委工作。1992年，组织任命他为云南省民族中专学校副校长，这段时间也成为他事业成就感最大的时期。“从早上6点30分学生出早操，到晚上22点30分学生休息，我都和师生们一同忙碌，感觉就像个陀螺似的，从不知疲倦，当时最美妙的声音就是起床号。”侯新华说，“当时我只想拼命工作，把学校管理好，没收过一针一线，也从没想过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999年，侯新华36岁，这一年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被任命为怒江州副州长，成为一名厅级干部。当时的他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云南省傈僳族中第一个在省级机关成为正处级干部的、第一个进入厅级干部序列的——这让他充满了自信。当时，某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在工作、生活中要把持住自己，二是保持低调，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当时觉得做到这些轻而易举。现在想来，‘糖衣炮弹’腐蚀的就是这些不以为然。”他说。

　　事实证明，对于“糖衣炮弹”的进攻，侯新华并没有做好准备。在担任怒江州副州长期间，他收到了第一个红包。“有一年过节，有个分管部门的同志送给我2000块钱，当时我坚决拒绝了。他很尴尬地说：‘州长您这是在为难我啊，其他分管领导也都送了，如果您不收，别人知道了会说我送个过节祝福还一碗水端不平，以后如何工作？’”侯新华说，当晚这名同志迟迟不离开，最终侯新华也不想继续尴尬下去，更不愿因回绝而影响同事感情失去支持，所以就收下了。

　　当时，侯新华一个月的工资才1300块钱，2000元的红包让他心里很忐忑，纠结了很久。但之后，他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于是变得心安理得，欲望之门就此打开了。

　　随着职务的升迁，送红包的人员范围大了，礼金数额也越来越大。他也曾想过让对方拿回去，但因对方没有提出请求，只是希望认识一下，他就“笑纳”了。“这种交往方式，看似没有求助，但实际上是放长线钓大鱼，时间隔得长了，礼收得多了，之后再提要求就难以拒绝了。”

　　从最初当一名司机的梦想，到收下第一个红包，侯新华经历相对简单。小时候虽然生活艰苦，但顺利考入大学，没受过大的挫折；之后历经不同岗位，但没在基层吃过苦；仕途平稳坦荡，职位越升越高。这顺利的一切，反而让他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对于收礼受贿产生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

　　“当初要拒绝就该拒绝到底，不应左右为难，正是这种扭捏害了我。”侯新华悔悟道。